本文转自：西宁晚报
开年的中国足球，连发三项重磅新政。无论是调整外援政策，还是开放球队冠名以及重启俱乐部异地迁移，都指向了一个方向——先活着。纵然围绕新政争论满满，但也确实有些无奈之举的意味。
外援数创新高
外援政策历来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变动最多的一项，只是在“金元足球”退潮之后，近几年才相对趋于稳定。
外援新政方面，最大的调整在于新赛季中超上场外援人数最多为5名，新政之下，中超上场外援人数创下新高，自然引发挤占本土球员空间的争议。但在提高联赛观赏性，增加联赛竞争力层面，还是具有一定作用。进一步放开本土球员保护，也倒逼年轻球员参与竞争。
实际上，金元时期的本土球员保护政策，对于年轻球员的锻炼作用并不算明显。国家队青黄不接的局面依旧得不到改善，本土球员的上限也没有明显提升。归根到底，能否上场还是取决于球员硬实力，而硬实力并不是靠保护就能得来的。
开放球队冠名
除了外援新政，新赛季另一大调整在于开放球队冠名。虽然这建立在中性名政策的基础之上，但还是意味着，时隔3个赛季后，职业球队的名称中又将出现企业的身影，比如当年的“北京中赫国安”“山东鲁能泰山”等等。
当然，根据新规，职业俱乐部全称规范为“俱乐部全称+所冠名称+队”，简称规范为“俱乐部简称+所冠名称+队”。通俗点说，还是中性名称优先。举个例子，即使有冠名，也只能在电视转播和广告宣传等场合体现为“北京国安（冠名商）队”。
据了解，开放冠名是中国足协前期调研和讨论过程中，各家俱乐部反对声音相对较小的一项新政。它在保证中性名权威的前提上，给普遍遭遇生存难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，增加了一个营收渠道。
重启异地迁移
三项新政中，在俱乐部和球迷间引起最大争议的，当属俱乐部异地迁移。据了解，在2023赛季职业联赛开始前，就有过关于重启此项政策的讨论，只不过最终未能成行。一年过后，异地迁移在时隔近8年后被重新开放。
之所以引发争议，原因很简单：中国职业足球有太多关于“流浪”的记忆。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2021赛季开始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队，其曾辗转上海、陕西、贵州等地。
频繁搬迁多少带些投机性又相应缺乏稳定性，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场。而这一行为也极容易引发“姥姥不亲，舅舅不爱”的局面——在给迁出地球迷带去巨大情感伤害的同时，作为外来者也难以被迁入地球迷接受。
有消息称，新赛季中超“升班马”四川九牛有迁至深圳的意愿。而去年，还处于中甲联赛的他们，在赛季开始前一天曾强硬施压足协，希望迁至长沙。
彼时俱乐部在声明中明确表态：“如果足协不同意本队提出的异地搬迁要求，那么背后的投资方将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投资和努力，并撤出中国职业联赛。”
对当下处于困局中的国内足球职业联赛而言，足协开年的这三条新政至少能起到一定稳定军心的作用，也应该可以帮助部分俱乐部脱困。但这是从善如流，还是饮鸩止渴，需要时间给出答案。本报综合消息
